巴拉拉能量

不要怕 我很文明

HistoricalPics:

阿根廷,手洞(Cueva de las Manos),这些人类的史前岩画创作于大约9,000至13,00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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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视奸的

天启

穿着羊绒衫的教授,啊,毛绒绒,想对他做酱酱酿酿的事情,当然,有头发就更想了

刻薄的“慈悲”

盂兰变:


 


围绕《欢乐颂》的讨论,也许是可以无限延展的。在这部拉大旗作虎皮的网络过气玛丽苏IP剧里,简直凝缩了这个时代各种价值取向上的鬼扯。


其中某些价值取向的自相矛盾和双重标准,触目惊心。主人公对他人缺乏基本的尊重,却被冠之以敢爱敢恨、活得精彩。


 


不过,文字本身却是最诚实的镜子。小说作者阿耐接受访谈时,洋洋洒洒地交代了自己写作《欢乐颂》的直接动因。也许,正好说明了《欢乐颂》这部年度最分裂的剧作究竟是怎么样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挟持一班好演员,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按照原作者阿耐女士的描述,安迪的人物原型来自自己的一位中学学长。对方成绩优异,然而家族中有遗传疾病,因此后来改了姓,隐藏家世。她在很多年后再次遇到这位学长,心生疑窦,曲折套话,印证猜疑。


阿耐女士感慨自己这些年已经很心软了,所以不打算日后相遇指责对方不诚实,再次遇见时她坚信对方肯定认得自己,只是心虚不肯认,所以特意体贴地早早离席,免得刺激这个家里出过女疯子的人。


 


这个故事,也许在很多年长的中国女性看来,是很可以理解的,甚至还有人会赞一声阿耐女士的慈悲。


 


然而,从这段看似宽容的叙述中,我只看到一个根本不懂得何为对人的基本尊重的人,以及其身上最恶劣的刻薄。


每一个人也许都有自己的不足为外人道的故事,如果说现代社会给予人类以信心和希望,便在于人们最终会意识到何为基于尊重和理解的人际界限。


别人的隐私,对方不说,自己就不问,这是作为一个普通人都应该有的最基本的教养。


以关心或是好奇的名义,无底线地套取别人的隐私,但却自以为站在了体恤他人的道德制高点上——这样的逻辑混乱下,是最刻薄的“同情”。当事人自以为正在践行宽容和正义,殊不知自己其实只是正在因为消费他人的苦难,而感到不可遏抑的兴奋罢了。鲁迅笔下没少描写过这种恶劣的人性,可惜近百年之后,竟然会以“敢作敢为”的假面具卷土重来。


 


关于曲小姐匪夷所思的人物行为,也许对照作者的自陈,一切都有了答案。


这位成绩优异的学长,从来没有伤害过还是学生的阿耐小姐,两人多年后重逢,也并没有与阿耐女士产生利益冲突。他对自己的过去避而不谈,上帝视角的500强企业高官阿耐女士却认为这是不诚实的表现。


大概学长唯一的原罪,便是他太优秀了,让阿耐女士曾经体验过可望不可及的感觉,以及他因为命运而背负的遗传因子。


 


阿耐女士大概以为自己是以最平和的语言讲述了这件往事的。然而,“几个月后回老家遇见其老父,稍微曲折地套了一下话,竟然印证我的猜疑”,“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学生仰慕之余,都忍不住为他捏把冷汗”——从阿耐女士的叙述中,可以看见一个从封闭的人际社区环境中孵化出的窥视习惯。


 


“因为作为老家人,我知道他的痛处:他祖辈是女疯子,个中屈辱不足为外人道。”


“我那天早早离席,免得刺激他。”


她自以为自己最后没有当面揭穿学长,是一种经历过世事的宽容和理解,殊不知叙述者对精神疾病这一客观的疾病事实的偏见与恶意,已经在字里行间展露无遗。而且作者的讲述前后颠倒,先是说学长家祖辈是女疯子,然后又说学长的父亲年轻时曾为神经衰弱所苦。先不论小县城里人们口耳相传的“女疯子”是否存在污名化的成分,单就神经衰弱而言,这在现代社会的精英阶层中,实在是太过普通的现象了。阿耐女士是经历过世界500强高管生活的精英女性,在这一点上的大惊小怪,颇让人费解。


 


看来大城市500强企业的历练,并未改变阿耐女士的为人处事的逻辑。尤其当她发现被自己窥视的对象,居然敢于无视自己的窥视时,她其实下意识地首先感到的是一种愤怒。在接受记者访谈时,虽然陈述的内容显然早已经过了修辞的柔光,但是从”果然不是我认识的那位学长“、”竟然印证我的猜疑“、”我知道他的痛处“的措辞中,仍旧难掩其背后复杂的不宽容。


 


如果说不懂得尊重他人的隐私,也是一种活得精彩的标准。那么,若是用曲小姐最引以为傲的“敢作敢为”、“直率可爱”,来还施彼身,用目前公开的材料,聊聊阿耐女士的出身和隐私呢?


  


从阿耐女士自己接受媒体访谈的宣传稿中,很容易看出这是一个童年和少年时期生活在一个极为封闭的十八线小县城的女生,压抑的人际结构网和贫乏的精神生活,注定了东家长西家短的刺探和碎嘴,是人们最熟悉的日常消闲活动。成绩优秀的学长因为自身的努力,考上外地的大学(从阿耐女士的描述来看,应该是北上广之类的大城市),而阿耐女士则继续留在这个小小的乡土世界里,成为了一名公务员。九十年代兴起下海大潮,阿耐女士”弃政从商“,参与到中国经济变革的进程中,顺便收获了第一桶金子。从她的个人叙述看,应该是来到了大概是东南沿海的某二线城市工作。然而,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下,是否真的能做一朵白莲花,恐怕并非是一件可以简单判断的事。由改革产生的灰色地带,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不足为人道的种种,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


500强的企业文化,教会了阿耐女士什么是城市的生活,和现代人际关系的规则。她肯定过得很辛苦。然而,由于出身的限制,十八线小县城的生活已经为她的视野打下了浓重的烙印。她以为自己很宽容,很理解人,可骨子里流露出还是那十八线小县城的偏见和刻薄。


 


如果阿耐女士读到这里,大概早已恨不得打穿屏幕,分分钟手撕了写出以上这段话的人吧?


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吧。


曲小姐那一套把戏落在自己身上,便怒不可遏;落在他人身上,便是敢说敢做的可爱性格。


如果是这样的双重标准,那你所拥有的宽容也只不过是最刻薄的”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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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重贴一次北大哲学系李猛老师的这段话。 


“我有时总想,面对人类,你们和我身上都具有的种种愚蠢、贪欲、粗暴乃至卑劣,既能敏锐而毫不留情地予以指出,同时又能宽容地谅解这些永不改过、几乎毫无进步、对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总是漫不经心的人们,容忍他们身上的种种缺陷,痛惜他们所遭受的种种不幸,即使在最残酷黯淡的时刻,也绝不放弃改善我们自身和周围生活的希望和勇气,并耐心地等待人们身上所表现的善意温暖的光芒,这些往往是我们这个灰暗的世界中真正的乌托邦。


犀利而不粗暴,宽容又不盲目,坚持理性,面对现实,同时又不失理想和激情,这是知识分子以及所有社会成员的伟大美德。”


 


 


也许,在这个鬼扯横行的时代,只有通过传播真正的正能量,我们才能践行每个人应尽的社会责任。


 


 


 


 


 



 

当思考也成为一种特权(1)

盂兰变:

在一个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是否还敢于坦诚地思考,坦诚地表达?


 


熟悉欧洲近现代思想史的朋友们,一定知道相对主义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现今欧洲的知识界。巴黎恐怖袭击这样影响深远的事件,竟然没有在法国再引发当年德雷福斯事件、或纪德访苏事件同样规模和深度的社会性讨论,再没有掷地有声的“我控诉”或是“你们为了一个孩子,却杀死了一位神”出现。这都是非常令人难过的。从某个角度上说,尽管不愿意承认,但是,欧洲的确正在陨落……在实际行动上一度曾最接近社会主义理想的欧洲……


 


相对主义看起来似乎是个很玄妙的词,其实简单地说就是好像总有一种什么顾虑,限制了大家的思考和观点。就算是lof这样的虚拟网络空间,只要一旦你有了一定数量的关注者,好像每次说话时都不得不多想想了。


更何况,虚拟网络还特有一种以距离感产生美或是膜拜的功能,有时候简直觉得自己不端着点,都要对不起想要从这里体验虚拟的膜拜感的朋友们了。


只可惜对我来说,与其做黄药师供人欣赏,不如还是像洪七,做自己就好。


坦白地说,lof存在的意义,在我看来首先在于它是一个表达和交流的自由空间。我完全理解对于很多有一定人气的大手来说,偶像包袱和经营粉丝圈都是网络时代至关重要的事情。甚至可能,为粉丝们提供一种虚拟的膜拜快感,又或者是虚拟的有爱傻白甜磁场,在很多大手看来,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责任。


如果不能在lof上舞动“爱”的旗帜,那这人该是多讨厌呀。


 


我尊重别人的选择,然而很抱歉,这两样我这里可能都没有。


爱和膜拜,三次元生活里都有了,所以,在lof上还是请允许我抛开偶像包袱,和大家一起真的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吧。


比如朴素地说,如果可以打开一扇窗?


 


看到有好几个很眼熟的高人气ID面对大家对《欢乐颂》的讨论,多次表达了“何必那么认真,你就不能让我好好看个电视剧么,我真不懂为什么人要喜欢掐架”这样的观点。先不论究竟表达观点是否可以被污名化为掐架,单就这“何必那么认真”聊聊。


“娱乐至死”时至今日,早已不是什么时髦的话题。在此,我甚至无意指责持“何必认真论”的人们。工作的疲惫、大城市的居不易、父母给予的特殊压力,种种件件,都是生活本身对一个“人”的磨损和挤压。观看喜爱演员的电视剧(尽管这剧里违背常识的鬼扯实在太多),成为生活里最后一点可以抚慰心灵的东西。这都是很可以理解的事情。


 


然而在这可以被理解的“何必认真”背后,也许还存在着另一个很值得被注意的事实:


思考本身,曾是上天赋予每个人最平等的一种能力;


然而,在这个日渐不平等的社会里,就连思考本身,也在逐渐成为一种特权。


 


一些人因为生活的挤压,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这一权力。而另一些人,当他们遭遇明显有违“常识”和公义的事物时,由于前面那些人的存在,由于前面那些人坦坦荡荡、毫无愧色的反智,这另一些人也不禁开始怀疑“既然大家都觉得好像那样才是对的,难道真的是我错了?”


 


和其它许许多多的东西一样,不知不觉中,思考正在变得稀有,甚至于成为一种奢侈。


从最平等的事物到只有一部分人才选择享有的能力,这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愿请“何必认真”的人们教我。


 


这些被迫放弃思考的人们可能也顾不上聆听我的请求。此刻他们正忙着冲我高喊“你到底想干什么!


不就是个电视剧,何必那么认真啊,你就不能让我傻白甜地看个剧打发时间么!


反正我决定了,别的我都不管,谁都不要打扰我萌和嗲!


好吧,那就算我觉得你说得有道理,但我还是觉得你说话的样子好讨厌!”


……


李欧梵老师在很多年前曾写过一本《铁屋子的呐喊》,大概鲁迅笔下的那个世界并未离我们远去呢…… 


 


 


 


 


 


 


 


 

不义的堂皇

盂兰变:

一个不留神,随手又写得长了……


不过,大家一定会看完的对不对!


不用爱我,不用夸我,看完就行。我就是要求这么简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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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老师最近在评莫泊桑的一篇文章里说,好的作者是手硬、心软的。


所谓手硬,是指下笔风格客观、冷峻。所谓心软,则是指作者骨子里面怀着一种深刻的悲悯和对“人”本身的感情。


好的作者,手硬、心软。那坏的作者呢?


正好反过来,内心残忍无情,但下笔油滑得很。


 


最近有些关于HLS的讨论,似乎又回到了“你们竟然不允许一部现实向的影视作品如实地表现社会现实!”这种逻辑喂狗的车轱辘话上。更有甚者,但凡有评论指出HLS的创作似乎颇多矛盾之处,就有忠诚的粉丝祭出“你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卫道士”的法宝。一晃神,还以为自己穿越时空,和郭沫若大神笔下的婵娟姑娘重逢了。


不是所有和你提到作品价值取向的人,都是封建残余啊,这位语文显然是体育老师教的同学。


 


HLS为什么在播出后,会造成那么大的争议,让很多观众感觉心里很堵,但一旦遇到“何必认真这就是个电视剧哈哈哈党”和“这就是社会现实你不接受也得接受党”时,又有种有理说不清的堵心感觉呢?


 


这里主要涉及到两个可能是普通读者或是观众,在阅读或是观看文艺作品,未曾留意的层面。


即小说里的故事、和小说里作者讲故事的态度。


换成更通俗的大白话,就是“小说讲了什么”和“小说是怎么讲的”。


说穿了,HLS被很多观众质疑,并不是因为它到底讲了个什么样的故事,而是这个故事居然是以这样鬼扯(且充满了作者阴暗的小九九,这一点后面会说)的方式被讲出来的。


 


现代小说创作发展到今天,小说其实是一门叙事的艺术,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现代小说能取得的长足进步,也是由于许多天才型的作家,有意识地发展了小说的叙事艺术。也就是说,“小说讲了什么”这可以任由作者选择,你愿意安排故事剧情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当然请注意,如果你标榜自己是现实向小说,那么你笔下所有不符合现实世界规则和情况的情节,观众们都是有权质疑它的合理性的。(比如,HLS里面写曲小姐不学无术,但靠着外挂轻轻松松搞定商业对手那种,都是经不起“现实向小说”这个标准检验的)


但与此同时,更关键的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第二点,“小说是怎么讲的”,也就是说作者你究竟是“怎么讲这个故事的”,这一点也逃不过所有观众的眼睛。因为文字本身是不会说谎的。


而我们之前讨论的作品价值取向(包括作者自己的价值取向),主要是体现在这个层面上,而不是前面那个故事剧情的层面。


 


所以,所有一看到有人提作品价值取向,就马上把它鬼扯到HLS剧情故事上的反驳,简单地说就是那么多玛丽苏文学都白看了。到现在还没分清楚,“故事”和“讲故事”是两码事情。


 


好了,在明确了这两点之后,那么所谓的现实向文艺作品,到底是否可以如实描写现实生活的残酷和不公?


当然可以了。


是否可以安排做了许多坏事的坏人有好报?


当然也可以了。


这些都是故事层面的东西,具体怎么安排是作者的自由。如果你讲故事的技术高明,你也可以讲一个特别现实特别残酷的故事,只要讲得好,观众照样埋单。比如金瓶梅、红楼梦,里面描写人性之恶,比你HLS深刻多了,但你看就从来没有读者跳出来和这两位作者讨论作品价值取向的问题。


 


那HLS到底是在哪一步跑偏的呢?


关键的问题,还是出在“怎么讲故事”上。


《欢乐颂》第一集上来,就用旁白替曲小姐的人设盖棺定论:“曲筱绡,二十四岁,海归。古灵精怪,肆意洒脱,率性犀利。从小在关系复杂的家庭长大,看似玩世不恭,实则真实善良,让人又爱又恨,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花


 


电视剧里的旁白是什么?


旁白等于小说中叙事者说的话。在现代小说里,叙事者可以是故事里的人物(比如追忆似水年华),可以是第一人称的“我”(比如百年孤独),比较高明的作品中途还会出现叙事者的换人(比如包法利夫人)——不过,HLS没那么高级。


它的叙事者简单粗暴,就是一个第三人称的画外音。这个叙事者负责替我们交代人物的性格,交代一些设定,甚至于交代某个人物的内心独白。这是从功能上说。从人格上说,这个叙事者其实就是作者阿耐女士本人。


 


好多朋友都提到HLS里的旁白简直尴尬得要死。


其实说穿了,就是作者写作水平的问题。好的作者,调动叙事,安排声音,只会让读者看得欲罢不能。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


而坏的作者呢,遇到写不明白的地方,遇到不会通过情节和对话的设定来交代的内容,通通简单粗暴地交给旁白,强塞给观众。


 


旁白的尴尬还只是写作水平上的问题,HLS里更致命的问题是,小说人物刚一登场,你就给我来了个“盖棺定论”,要是人设一以贯之也倒还好,观众少了点悬念的乐趣就少了吧。关键后头的剧情完全和人设对不上,后面的故事处处都体现出曲小姐是个不学无术、缺乏教养、趋炎附势、捧高踩低、自私自利、毫不顾惜弱者尊严的人,然而作者你却用旁白告诉我们“她其实心地很善良”? 


Are you 希尔瑞斯?


 


这样显然不符合现实生活的剧情安排,是无法用作者的写作技术还不到位来解释的。从阿耐女士后来的回应来看,她说自己这样不合逻辑的处理,是为了体现人物的立体感。但立体的人物并不等于人物性格自相矛盾。你不可能写一个人物既刻薄又可爱,既势利又无邪,既懒惰又勤奋,既自私又无私。


立体感下面,是可以共存的人物性格侧面,而不是全然矛盾的人物设定。更何况,可爱率性这些“盖棺定论”的人物形象,还不是作者通过剧情展现的,而是直接打包在一个旁白句里强行塞给观众的。


这种不能自圆其说的写法,自然不能说服读者。


 


好多朋友都曾提到HLS的作者写故事,是从社会顶层的角度来写的。这个观察是很准确的。


作者另一部以清代为背景的历史向小说里,同样看到的这种创作思路的痕迹。“慕强”,作为作者个人的一种价值取向,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当作者在讲故事时,你选择了细腻入微地描写弱者的种种无力、惶恐和艰难(相信不是深有体会的人,恐怕是写不出这样的文字的),却没有选择客观地拉开距离,用冷峻的笔法来写。


而是特意选择代入强者的俯视视角,调动叙事,组织剧情的。——这就其心可诛了。


 


这就好比是同样要写《金ping梅》里西门庆强娶妇女,供自己淫乐,兰陵笑笑生的写法是拉开距离的,对所有角色一视同仁,不动声色地秉笔直写。


如果按照HLS的写法,那就是作者直接代入西门庆,肆意淋漓地描写他具体是怎么XXOO别人,当时心理怎么个爽法,西门庆视角下看到对方心惊胆战,于是更加大展雄风,完事提起裤子还要教育被自己欺负的妇女,自己这是在教她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做人。


也亏得HLS是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如果是同样的写法,把曲小姐的性别换成男性,女粉丝们大概早就分分钟手撕了他。


 


一部文艺作品如果打出现实主义关怀的旗号,同时又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话,那么作者在创作时,必然是和写作本身拉开一定距离的。金ping梅、红楼梦,为什么成为描写现实的经典人情小说?因为两位作者细腻入微地描写西门庆或是贾雨村的种种恶事时,不是自我代入了西门庆或是贾雨村的视角来写的。


 


所以,HLS让观众们感觉反胃的并非它的故事本身(它的故事主要是让所有智商在线的观众,觉得没逻辑、不符合常识)。看阿耐女士的微博上似乎还为自己“如实”地刻画了现实世界而沾沾自喜,殊不知真正令观众不满的是,她在创作时“讲故事的方法”:


“现实是残酷的,我好不容易已经爬上来,不用被社会现实踩在脚下了;所以呢,


——尔等还没有爬上的人,就好好认命,老实待着。好运气这种东西,只会眷顾我的世界,你们想都不要想。


对了,别觉得我说话刻薄,我告诉你,也就我还体恤你们,肯打你骂你,那些精英人士啊连骂你都不会骂的哟~~”


 这就是毕飞宇老师说的那一类手软心硬的作者。


你问我那作者有没有权力手软心硬呢,当然有啦,作者愿意怎么写都是他自己的自由。然而,这样的作者,写十辈子都是个十八线非主流乡村玛丽苏作者。


 


 


 


最后,也说说围绕HLS这部剧出现的观众百态。


weibo和lof上一些传播很广的观众评论,也就不一 一 归结了。最后只想聊聊金ping梅这部现实向巨作。


 


关于金ping梅的读者反应百态,曾有人说:


“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


生畏惧心者,君子也;


生欢喜心者,小人也;


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正在观看HLS的你,是哪一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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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f的敏感词原来除了Ni ye pei xing zhao之外,还有JPM……